产教融合大家谈第2期
本栏目聚焦产教融合领域思想交流，汇聚行业各方真知灼见，梳理整合领域内多元思考与前沿见解，力求将有深度、有价值的观点集中呈现给各位读者。本期分享欧阳河（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学术文章。文章直面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职业教育学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作者提出“知识形态构建”与“知识体系更新”的分析框架，指出当前最大短板在于中国自主的职业教育理论性知识严重匮乏——概念急于固化，缺乏长期理论建构的耐心，呼吁构建具有自我判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学术生命体。
作者简介
欧阳河，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引用格式：欧阳河.构建有生命力的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J].职业技术教育，2026（16）：3-4.
构建中国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是今后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核心目标。而构建“中国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有两个前提性问题亟须解决：一是在实践中，这一概念常被混用，有时指向技术技能知识，有时则指向职业教育学的学术知识，如职业教育的本质与规律。笔者认为，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指向职业教育学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职业教育中的技术技能知识。二是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应从双重维度理解：一个维度是相对于西方学术话语的自主，形成基于中国实践的解释框架；另一个维度是相对于其他学科的自主。借用普通教育学的教学论、经济学的资本理论、社会学的分层理论等虽属正常学术互鉴，但若一门学科只能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解释自身，便失去了不可替代性。职业教育学拥有独特的命题，如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工作过程知识生成机制等，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
一方面，建构完整系统的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态。具体包括：一是观念性知识，这是学科的灵魂与导航系统，包括职业教育理念、价值取向、信念主张等，如“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技术向善、服务民生”“人人皆可成才”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念。观念性知识决定了知识体系的底色与方向，缺乏价值引领的知识体系将沦为纯粹的工具，从而丧失其教育和社会使命。二是理论性知识，这是学科的解释系统，包括职业教育原理、规律、定律、学说、思想、模型等，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理论性知识必须实现双重自主：既不能是西方理论的注脚，也不能是其他学科的“跑马场”。用普通教育学的“教师—学生中心”框架剪裁职教课堂，或用经济学的函数窄化技能形成的丰富内涵，都会遮蔽职业教育的独特逻辑。职业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核应聚焦于工作过程知识的生成机制、技术技能积累的认知规律、产教融合的制度机理等。三是应用性知识，这是行动系统，体现知识的生产力，包括模式、工具、方法、流程、案例、诀窍、经验等，其将理念与理论转化为现实力量。现代学徒制、现场工程师培养等实践探索，正是将实践智慧系统化的过程。四是制度性知识，包括职业教育的工作方针、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范、评价体系等。制度性知识赋予学科知识以合法性、边界与流通渠道。一个成熟的自主知识体系是这四类知识的有机统一：观念性知识引领方向，理论性知识提供深度，应用性知识产出效能，制度性知识确立规范，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从这四个方面切入，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形成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动态更新机制。自主性的核心标志不在于知识存量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具备良好的知识生产、淘汰与进化机制。首先，要形成具有内生性的知识生产机制。知识生产机制可概括为“问题驱动—概念生产—理论建构—制度固化”四个阶段。逻辑起点是本土问题驱动，包含两类问题：一是西方理论难以解释的中国问题，如大规模流动人口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二是其他学科框架难以涵盖的职教专属问题，如技能大赛、产教融合的本土实践。从问题出发，需经历三次蜕变：从问题到标识性概念，如“双师型”教师；从概念到中层理论乃至元理论，如构建解释中国职教运行机理的“产教融合—技能形成体系”模型；从理论到制度性知识固化，如通过修法、政策将标准转化为刚性约束。这一机制的自主性体现在问题的本土性与学科属己性、概念原生性、理论的内生一致性、制度的自我确立性。其次，要具备知识淘汰机制。有生无灭，知识体系必然僵化。淘汰有三种形式：技术路线变革导致旧知识被整体替换；新标准出台导致不合规知识被强制去除；价值评估淘汰，即通过课程审议等机制削减低贡献率的知识。淘汰的对象不仅是过时的技术知识，也包括从西方理论或其他学科简单移植、在中国实践中水土不服的概念与命题。第三，要建构知识进化机制。知识体系发展的最终指向不是简单的“吐故纳新”，而是对学科整体结构的优化与提升。进化意味着碎片化的新知识经由代谢过程，引发整个知识结构层级的重组。例如，数字技术最初作为应用性知识进入教学，但它很快倒逼理论性知识重构——重新解释虚拟环境下技能生成的逻辑，并最终沉淀为新的观念性知识，如“数字素养与技术伦理”。
用上述二维框架诊断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状况，可以发现，困境并非单纯的“形态短板”或“代谢障碍”，而是结构性短板与代谢性障碍并存。从知识形态看，短板并非体系要素的全面缺失。比如，观念性知识在“立德树人”“类型教育”等顶层设计上是先进的；制度性知识通过近年修法、立标，框架基本成型；应用性知识在教学模式、案例开发上成果丰富。真正的短板在于严重匮乏中国自主的职业教育理论性知识。一方面，缺乏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学术化表达——当试图解释“为何中国能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教体系”“产教融合的中国模式是什么”时，西方理论往往只能提供局部解释甚至产生误读。独一无二的中国实践尚未转化为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同样缺乏对职业教育自身逻辑的学科化建构，理论叙事常依附其他学科。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一结构性短板与代谢性障碍形成不良循环，使职业教育的知识生产在“从概念到理论”这一关键环节存在严重代谢障碍。大量标识性概念被创造出来后，急于直接将其制度固化，缺乏长期理论建构的耐心与机制支持。结果是：制度性知识越来越庞杂，如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之间缺乏一贯的学理逻辑，应用性知识越来越花哨，却常常“新瓶装旧酒”。因此，建设任务必须是“补形态”与“通代谢”双管齐下，在双重自主的坐标系中同步展开。在“补”的方面，要有组织地开展扎根本土的职业教育理论攻关。一方面，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技能型社会建设”等重大命题，从政策话语转化为有核心范畴、有因果命题、有解释边界的学术理论；另一方面，着力建构职业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回答工作过程知识、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产教融合本体论等元问题，让职业教育学拥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理论内核。应鼓励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营造“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生态。在“通”的层面，要改革学术评价和学科建设机制，让“理论建构”环节得到应有重视与资源支持。无论是提炼中国模式的理论模型，还是建构职业教育基础理论，其学术价值绝不亚于出台一项具体政策与方案。只有让理论建构环节真正“转”起来，知识生产才能有效产出，知识淘汰才有学理依据，知识进化才可能发生。归根结底，我们要构建的不是一个由概念与条文堆砌的静态大厦，而是一个具有自我判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学术生命体，这个生命体要具有先进的理念，能够消化吸收自主生长的强大理论，此时它就真正获得了不可撼动的自主性与生命力。这正是“知识形态构建”与“知识体系更新”所指向的最终愿景。
